《大慈寺》：他请陀翁说四川话

《大慈寺》以陀翁的这部经典作品为蓝本，选取其中一条情节支线，探讨人生的罪与罚问题。这一次他请陀翁说四川话，将话剧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30年前后的成都，将原著中关于人性幽微与救赎的灵光碎片，植入成都的街巷肌理，以锦江波涛为叙事底色，用盖碗茶的袅袅热气蒸腾出善恶的道德浓雾。

小说家何大草，1962年生于成都少城，从1994年写完自己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开始，他持续写作了30多年，出版了《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金桃：吴道子，他的世代与风尚》《夜行者：从荆轲到铸剑》《隐武者》《拳》等众多优秀的小说作品。

内容简介

《大慈寺》是一部由何大草创作，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剧小说。故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为蓝本，选取其中一条情节支线，探讨人生的罪与罚问题。作者将背景设置在1930年前后的成都，引入四川方言成分，塑造了一个爱情与荣誉，杀人与赎罪，慈善与惩罚的道德故事。

多年之前，副官李还珠救下了巴蜀富贾朱福田。一来二去，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李还珠更是成了朱家的常客、贵客，并对朱福田的掌上明珠，女儿朱珠暗生情愫。而他并不知道，朱珠的心早已另有所属——她的表哥陈宝宸 。一场误会，两记耳光。自尊的受辱令两个年轻人卷入了一场生死决斗。但是就在决斗前夜，李还珠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选择。而他的举动，也将再次改变朱福田的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有改编这个小故事的愿望，最终没能跨出迈向戏剧的一步，何大草的创作，也是一百多年后的一种回响。

成都“屋顶上的樱园”主理人熊燕回忆道：

2020年5 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我们在屋顶上的樱园喝茶。何老师说，他想改编《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很好啊，期待。

事后回想，对我来说，这是个惊喜，但并不意外。在那之前，我们在写作工坊的课堂上听何老师讲过他读的剧本。中学时读过两遍《雷雨》，虽然后来再难找到那种“听惊雷，淋暴雨”的感觉 ，他读话剧剧本的爱好却保持下来。他最喜欢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复读过很多次。

对于一位以写作为天命的写作者来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只是好奇，《卡拉马佐夫兄弟》，要怎么改？

据说，何老师当晚回家，在一个巴掌大的纸质笔记本上，写下了话剧的大纲，取名《大慈寺》。大慈寺周边在唐代就是成都商业繁华地带。这些年太古里兴起，古寺繁荣再现……

新书出版后，在成都“屋顶上的樱园”和纽约的重音社书店，读者们举办了《大慈寺》的共读会和剧本朗读会，重音社的主理人钟娜也和何大草连线做了一场隔空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有改编这个小故事的愿望，最终没能跨出迈向戏剧的一步，何大草的创作，也是一百多年后的一种回响……

隔空对话《大慈寺》

成都：屋顶上的樱园－纽约：重音社书店

2025.7.29

钟娜：剧本是一个很独特的体裁。有的人写剧本是为了让它能在舞台上演出，有的人写剧本，能在纸上与读者相遇就完成了心愿。何大草老师写剧本时，对它的最终呈现形式是如何设想的呢？

何大草：我是念高中时，从阅读剧本《于无声处》《雷雨》而爱上话剧的。感觉它们比文革中的样板戏、比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都好看。很多年之后，当我写《大慈寺》时，自然希望它最终能够在舞台上演出，但即使没有，也能单独成为可读性强的好故事。莎士比亚的剧本、契诃夫的剧本，肯定是伟大的、卓越的，但它们可能是专为演出而写的，实话说，读起来不是很带劲。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我就读过好多遍，它们比精彩的小说还精彩。譬如在文本上，写到舞台场景，莎剧只有寥寥数字提示。而威廉斯则用简洁而传神的描述，就制造出了强烈的氛围感，让读者如临其境，与人物共鸣共情。

我还看过分别由马龙·白兰度、费雯丽和保罗·纽曼、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同名电影（近似于舞台剧），也非常棒。我理想中的剧本，就应该是这样吧。

钟娜：前不久才共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其中佐西马长老的故事印象犹新。读《大慈寺》时， 大脑会不自觉地将两个文本进行对照，看看哪个剧中哪个人物是以小说中哪个人物为原型，哪些情节在改编过程中保留下来，哪些进行了演绎和变化。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是否会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增删哪些人物，或根据情节安排决定好哪些人物的命运走向？改编过程中是否会经历一些类似译者的“戴着镣铐跳舞”的感受？

何大草：我第一次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就被佐西马长老的这个早年故事吸引了，或者说震惊了。同时很惊讶，我所见到的所有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评论、读后感，却几乎都没有谈到这个故事。这些年，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大卷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每出一本，我都买来读了。2020年４月，读到第五卷《文学的巅峰》，书中有一段话，说陀翁曾想自己把这个故事改编为剧本，但没能得偿所愿。这个时刻，我升起一个念头，要自己来试试。后来讲给经纪人燕总听，她也给我肯定和鼓励。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反复阅读原作，构思、否定、再构思，做了若干笔记。然后，才坐下来写作。这个写作的过程，和翻译家“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可能是恰好相反的。翻译家必须忠实于原作，即便原作在结构上、情节上、细节上有不足，也会照着它翻译出来。但我在忠实原作的同时，也会去背叛它，再创作。譬如，我把这个故事中的两个故事，合二为一了，让原作中“神秘的客人”成了被求婚的小姐的父亲，用一条情节线贯穿下来。删去了原作中篇幅很长的议论、独白、说教，只让故事和人物浮出水面，构成谜语的谜面，让读者、观众去写出自己心中的谜底。在人物刻画上，原作中的好几个配角都写得潦草了些，譬如勤务兵阿法纳西，有点像个工具人。我把他改写成范二娃时，增加了许多他的故事和台词，使他成为一个话痨，喋喋不休，又能推动情节和活跃气氛，很能表现四川方言的特色。可以说，《大慈寺》一半的方言趣味，都是范二娃撑起的。范二娃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国化、民国化、四川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钟娜：戏剧的一大特点是只有“现在时”，人物前传、心理活动只能通过讲述和动作传达。把佐西马长老的自述转化成“现在时”的戏剧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何大草：的确很有挑战性，尤其是讲述人物前传，或者说人物在讲述往事时，挑战就格外大。我的做法是，要把事情讲清楚，讲准确，但一定要避免让人物一个人独白，要形成对手戏，有问有答、有攻有防，这样才好看，才精彩，避免成为枯燥的独白、为讲述而讲述。细读《欲望号街车》，它给了我许多启发，就是一个人的台词量可以达到多大的篇幅，而不让读者（观众）感觉到乏味。譬如在第六场中，布兰琪向米奇讲述她从前的婚姻悲剧，台词很长，但吸引力也很强。

钟娜：历史背景在这个故事中隐入舞台后部。对不熟悉民国历史的朋友，能不能简单讲讲李还珠等人 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成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何大草：我把故事放到民国，把时间推远，和当下拉开距离，是为了争取到更大的创作自由和想象空间。袁庭栋先生在他撰写的《成都街巷志》中写道，辛亥革命后，四川成为全国军阀混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损失最大的省份，从1913年到1933年间，大小战事470多次，在成都发生的围城之战与巷战共有20多次。《大慈寺》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成都，军阀混战结束了，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虽然称不上太平盛世，但社会相对稳定，市民生活比较多姿多彩，古老的城墙、街道、寺院，参天的古树，数不尽的茶馆、酒馆，还有间杂其中的西洋风格的教堂、公馆，色彩斑斓，烟火气十足，生动呈现出成都人享受生活、乐天知命的“主旋律”。种种这些，都构成了《大慈寺》故事的舞台，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它的戏剧性、观赏性和氛围感。

钟娜：为什么会设计“半边黑”这个人物，并且让他最后以这种形式返场？

何大草：我小时候喜欢听的龙门阵中，经常会出现半边黑这种人物，桀骜不驯，很有力量，善恶难分，亦正亦邪，其人生的起承转合也很有戏剧性。这种人物，对我很有吸引力。在《大慈寺》中写一个半边黑，既算了了一个心愿，也让他把朱福田和李还珠的人生连接了起来。他的扮相、穿着，也受到了川剧变脸的启发，强调视觉的冲击感，强化戏剧性。让半边黑贯穿《大慈寺》始终，也是要刻画出人的多面性，人性的流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借用《百年孤独》中吉普赛人的一句话，略微改动，就是：任何人都有佛性，一切在于如何将它唤醒。

钟娜：在你心中，陈宝宸代表了哪一类人？

何大草：陈宝宸自卑、自负，刻苦、上进，敏感、脆弱，有点像民国时代、城市中长大的凤凰男。他寄人篱下，对姑父、姑母、表妹，是巴结的、讨好的，活得小心翼翼；当然，也有发自内心的体贴和细腻。但在对李还珠的嫉妒、愤怒中，他也敢于置苦心得来的地位、利益于不顾，甚至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也要为自己找到尊严，并誓死捍卫。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展现出了可敬的一面。但，他始终难以让人感觉到可爱。因为，他的价值观是单一的、直线的，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是简单的。他不坏，但他的善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是有分别心的。他也有佛性，但直到剧终，他的佛性都还有一大半在沉睡。

钟娜：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来说，基督教是其信仰的主要基石，关于“为何要行善”“何以为人”“何为原谅、救赎、爱”等核心概念的讨论，都围绕“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在重音社上个月的共读中，我们聊到了俄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信仰架构和价值体系。有群友引用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善恶观的一个理解，说，中国人的善是未经思辨的，还没有从孩童的心灵状态中完全走出。在将故事改编为一个中国的、四川的故事时，你是如何构思人物精神力量的来处的呢？

何大草：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东正教是崇高而又严厉的。托尔斯泰自认为是虔诚、正宗的基督徒，却因为出言不逊，触犯了传统教规，惨遭革除教籍。据说，至今他的后人还在为恢复他的教籍而努力，但尚未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甚至比托尔斯泰更狂热，他的小说，宗教感弥漫于每一个细节。相比起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就淡多了。但，没有宗教信仰，并不等于没有信仰。辜鸿铭先生的话（如果他确实说过），说得很生动，也很俏皮，但也很不准确。所谓善，说朴素一点，就是同情心。在孔子心中，象征贵族生活的马匹，就远没有一个卑微马夫的命重要。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而且与道教的顺天应命、佛教的慈悲心相互交融，成为中国人用以规范、丈量自己精神世界的“日常化宗教”。中国人通常不提“上帝”，但会说“天”，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承认在人的头顶，有一个绝对的存在。写《大慈寺》，就是揭示日常中的同情、敬畏、宽恕和自我救赎。

钟娜：接着上一个问题，在《大慈寺》中出现了不止一种根植于中国民间的价值体系，比如“佛祖保佑”“天谴”“因果报应”“侠义”。你认为支撑这些说法的精神框架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塑造了李还珠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

何大草：支撑这个精神框架的，大约有这几根柱子：读书人的著书立说，开馆讲学，通俗小说的流传，说书艺人的传播，茶馆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人们自幼随长辈进庙子烧香磕头等等。对于识字不多、甚或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他们的《论语》《孟子》，忠义高于忠君，情义高于权谋。在《水浒传》中，忠君是一场悲剧，但义结金兰的兄弟至死不会彼此背叛。在《三国演义》中，最动人的情义发生在对手曹操和关羽之间，他们可以置江山霸图或生命于不顾，给对方以尊严，或留一条生路。这些，对出身于底层军官世家，并在强悍的街头斗殴中长大的李还珠有直接的影响。而他哥哥的虔心向佛，他母亲和保姆之间超越主仆的姐妹情谊，也在他的成长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刚强、善良、清白，成为他恪守的做人原则。他应该没认真读过孔孟，但他的人生抉择，却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钟娜：故事的最后，李还珠和范二娃的结局是半开放的，与佐西马长老的人生路径并不相同。这样设计的用意是什么？

何大草：在陀翁的原著中，佐西马长老的早年经历是由他本人在暮年时回顾的，都是“过去时”。长老的身份，是确定的，他已修炼成为神职人员中的圣者。而在《大慈寺》中，则改为了“现在时”，大致相当于第三人称视角的小说，大幕落下之时，李还珠的归宿仍具有不确定性。两记耳光促成了他的顿悟，唤醒了他的佛性，然而他的余生，依然可以有多样的选择。当“出家人”，成为佐西马长老那样的大和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他也可以做一个“在家和尚”，在日常中渡人渡己，也享受人间烟火的温度。总而言之，他是年轻人，他值得去体会更多的悲欢离合。

作者 / 何安安

编辑 /李阳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