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与谦卑 | 唐嘉薇评《吴宓师友书札》

《吴宓师友书札》。

中国比较文学先驱吴宓逝于1978年。恰恰自这一年起，国内的比较文学学科开始逐渐“复兴”并持续发展，研究者们不断深入探索世界文化对话与民族文化主体身份之间的密切关联。在此过程中，吴宓的思想及学术、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等话题的长远意义得到了极具启发性的阐释，并继续吸引着更多研究目光。继《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吴宓文集》陆续面世之后，由吴宓之女吴学昭先生整理编译的《吴宓师友书札》（以下简称《书札》）于今年出版，收录了1912-1964年间吴宓130余位师友的280余通来信。于吉光片羽中，读者和研究者得窥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大师及学衡派核心人物的人生片段与思想点滴，感知先辈学人彼此间在思想呼应和生活慰藉中所结下的深厚情谊。

这本书中最具学术价值之一的部分当属吴宓敬服的导师白璧德和穆尔的来书。其中，白璧德的三通来书曾由吴学昭先生收在《欧文·白璧德和吴宓的六封通信》一文中发表（《跨文化对话》，2002年，第10辑）。白璧德这几封信印证了他在著作和演讲中表达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他向吴宓多次谈到，自己特别关注“伟大的儒家传统及其所包含的非常美妙的人文主义要素”，并强调这一传统“需要振兴和调整以适应新情况”（《书札》，80页，85页）。因此，白璧德很理解吴宓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决定，并通过吴宓、梅光迪、郭斌龢等中国弟子持续关注中国文化、教育、政治等各方面时局。对于吴宓身处破旧立新的时代大潮中多年坚持编辑出版《学衡》的事功，白璧德深知其中的意义与艰难，就此对弟子多有赞赏、指点和帮助。在通信中察觉到吴宓悲观情绪的白璧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工作，他自述一年来在哈佛大学等三所院校开展教学，在斯坦福大学等多地高校进行演讲，在假期接待访客，同时写作《民主与帝国主义》（后易名为《民主与领袖》）一书，他就这一年的工作给出了艰苦勤勉（strenuous）的自评（83-86页）。阅读过白璧德作品的人会了解，“strenuous”一词在他关于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论述中颇为重要。一方面，白璧德反对十九世纪以来盛行于西方的那种片面强调外在行动的功利主义式勤勉，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批评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运动所崇尚的精神怠惰和放纵。在白璧德看来，能够纠正以上两种倾向的唯有关注内在行动的精神勤勉（spiritual strenuousness），这涉及的正是他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更高意志（higher will）”和“内在制约（inner check）”。白璧德在信中分享自身孜孜不倦、充盈着人文精神的工作状态，想必也是借此勉励远方的弟子在民族与个人举步维艰之际继续实践“明智的勤勉”，振奋对方陷于困厄的心灵。如果我们再将本书与《吴宓书信集》《吴宓日记》等作品对照来读，便能了解到，吴宓后来的确每每在磨难与痛苦中转向白师的思想与著作，从中汲取坚守人文信念的精神力量。

白璧德在信中对于《学衡》办刊事宜同样有不少直接建议，也值得读者注意。例如，他建议吴宓发表文章探讨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胡适留美期间的导师）文集的最后两卷，以揭示杜威的浅薄，遏制杜威在华的不良影响（86页）。张源教授曾就白信中的此节评论道：可见“所谓《学衡》诸公在南京谱写的白—杜辩论的‘中国版’……是白璧德师徒合力展开的联合行动”（《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2022年，129页）。再如，白璧德建议吴宓在当时的情况下，办刊时“应该与所有赞同总体观点（the general point of view）的人合作”（《书札》，82-85页）。白璧德此处给学生的忠告也是他本人为新人文主义著书立说时提倡并躬行的原则。在白氏看来，面对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东西方的人文主义者不仅需建立国际合作，还需要联合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纯粹的传统主义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新人文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白璧德和穆尔二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这一点也在本书收录的信函中得到了有力佐证。《书札》中所附的穆尔致郭斌龢的一则信函，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在穆尔思想中所占的中心位置（74-78页），而穆尔致吴宓的一封来信中则提到，穆尔对于白璧德彼时发表的一篇论定义的文章大体赞赏，但让他有所保留的是该文“在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颇为回避”（71页）。相应地，白璧德在信中对吴宓讲，白璧德不喜欢穆尔《〈新约全书〉的耶稣基督》一书结尾处的教条的天启宗教倾向，而更赞同“释迦牟尼和他早期信徒中出现的处理宗教问题时的纯心理学方法”（88-89页）。尽管有以上歧见，白璧德与穆尔仍在近四十年的友谊与合作中将各自的理念学说汇聚成使后人受益无穷的思想源泉。

以两位大师为典范，他们的弟子也以旷达胸襟互相展开批评切磋与友好合作。在《书札》中，可见到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秘书代艾略特与吴宓沟通会面时间的一封短函，时值1930年10月吴宓访欧期间。二人后来于1931年初的会面由吴宓载于日记中：“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而与G.K. Chesterton较远。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1998年，第五卷，169-170页）”。艾略特早年师从白璧德，深受其影响，后皈依英国国教，并于1928年和1929年撰文论述基督教对于文明的关键意义，认为新人文主义并无法取宗教而代之，矛头正指向白璧德及其弟子诺曼·福斯特。英国天主教作家切斯特顿亦曾于1929年发文以基督教之名批评福斯特的新人文主义立场。同年，福斯特作文反驳，不仅指出西方人文传统源于前基督教的古希腊文明，更论及儒家和佛教等东方人文传统，以此证明人文主义独立于宗教的生命力（《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82-83页）。正因此番争论，吴宓才有日记中“适得其反”的感想。但有趣的是，初识吴宓这位来自中国的同门，艾略特便向他“剖白心迹”，声明自己不同于新人文主义的一般批评者，而与白师的思想更为亲近。实际上，正如张源教授指出的，艾略特与福斯特之间的辩论本就属于“‘人文主义者’内部之争”，福斯特批驳艾略特的文章发表在艾略特本人创办的《标准》杂志上，而福斯特于1930年主编出版的《人文主义与美国》一书亦有艾略特积极参与供稿（《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79-84页）。白璧德曾在信中表示，希望像吴宓这样的中国学人能向西方更充分地阐释儒家人文主义（《书札》，89页），这种阐释的意义我们也许能在艾略特与福斯特的辩论中窥见一二。当艾略特与吴宓及其背后的东方人文主义传统面对面交流时，是否也对福斯特的批评更有感触，从而再度强调他身为人文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吴宓对于新人文主义两代学人中围绕宗教话题争论的观点如何？周轶群等学者近年来的研究不仅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重要题目，也更清楚地揭示出《书札》中萧公权、王恩洋、赵紫宸等人致吴宓的书信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回到白璧德信中应联合所有赞同“总体观点”的人士这一建议，可以说吴宓充分领会并践行了老师的教诲。已有的文献与吴宓研究中所见的恂恂儒者形象，在《书札》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在这些来信中，既可见为《学衡》撰稿的同道与吴宓论学时字里行间的真诚与信任，又可见历史洪流中师友们与吴宓历久弥深的情谊。例如，书中收录了吴宓晚年时从老友汤用彤处收到的一通信件，信中提起吴宓曾为汤所著的《佛教史》勘误，因《佛教史》即将再版，汤用彤询问吴宓是否存有当年勘误批注的底本可供他参照（427页）。了解学衡派往事的读者大都知道，吴宓与汤用彤在交往中彼此多有批评砥砺。二人同在哈佛求学且为舍友期间，更多时候吴宓引汤用彤为畏友，虚心接受他的指正。吴宓曾在日记中记述汤用彤批评他因关心俗务、热衷交际而失去故我，“读书少而心志分”，吴宓未因朋友直言而恼怒，而是反躬自省：“是诚我之大缺失，亟宜改省。”（《吴宓日记》，第二卷，112-113页）不仅如此，吴宓曾在向白璧德提交论文《孔孟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时向老师转述汤用彤对自己论文的“辣评”：该文中呈现的并非孔孟的观点，而是吴宓自己的感觉和想象；文中也毫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该文未涉哲学，只涉历史（《吴宓书信集》，2011年，7-8页）。将朋友的诤言写入日记以供自我反思也就罢了，但吴宓甚至主动向师长坦言同窗对自己作品毫不客气的评论，此般虚怀若谷的气度实在令人心生敬佩，同时也让人想起白璧德在谈论孔子时所讲的：“真正的领袖乃是有品格的人，而品格的最终根源便在于谦卑。”（《民主与领袖》，张源、张沛译，2022年，47页）

这本书信集中还有颇多耐人寻味或令人会心一笑之处，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分享。读至吴宓晚年收到的一些师友学生来书，我常常感到，即便再寻常不过的寒暄琐事也能给人极大的慰藉和力量。诚如吴学昭先生在《编后记》中追忆父亲珍藏重温这些信件时所引的感慨：“书信是生命的安慰。”写信人能否预见到，他们传递给知己同道的这份慰藉和力量也能穿越时间，抵达后日的读者？

唐嘉薇

责编 刘小磊